掘金14亿：在印度矛盾困局中探寻增长密钥

在网络上，"投资印度" 常被贴上 "风险高地" 的标签 —— 签证难办、地缘摩擦、中企频繁遭遇税务调查…… 但另一面，这个拥有 14.4 亿人口、GDP 增速常年超 6% 的国家，正以 "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的姿态，释放着巨大市场引力。

（一）经济增长与结构性失衡并存

印度的经济崛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自由化改革。2014 年莫迪政府上台后，推行 "印度制造" 和 "数字印度" 战略，将印度带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

2024 年，印度 GDP 总量突破 3.84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 2742 美元。电子、医药、汽车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然而，印度经济存在深刻结构性失衡。2024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仅 15.9%，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服务业和消费。

（二）人口红利与消费升级

2024 年印度总人口 14.3 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达 67%（约 9.5 亿人），平均年龄仅 28 岁，这意味着未来 20 年印度将持续享受人口红利。

此外，印度的技术人才储备也不容小觑，拥有 460 万技术人才和 62 万 AI 专业人才，这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这种人口结构不仅塑造了劳动力市场的独特优势，更催生出差异化的消费市场格局。

印度消费市场呈 "二元结构"，2024 年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 71.3%，是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过去十年消费规模增长 173.1%，高端消费需求突出。

2024 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批发营收同比增长 9%，创下历史新高，家电产品的销量更实现了 28% 的显著增长。

（三）政策红利与制度支持

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的外资政策发生了显著转变，从严格限制转向积极吸引。2016 年《印度 FDI 改革法案》放宽了外资持股限制，通信、电子、光伏等领域允许外资 100% 持股。

2020 年推出的 "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覆盖 14 个制造业行业，对生产企业提供增量营收 4%-6% 的补贴，吸引了大量外资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

此外，印度政府还推出了 20 万亿卢比（约 2000 亿美元）的财政计划，重点投资基础设施，改善长期滞后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外资企业提供政策红利和市场准入机会，尤其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一）复杂税制与低效官僚

印度的营商环境是外资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其税收体系复杂，实行中央、邦和地方三级征税制度，税种繁多且解释模糊。

截至 2024 年，印度服务税、关税和消费税未偿欠款总额接近 530 亿美元，其中 70% 存在诉讼争议，大众、起亚、小米、OPPO 等企业都曾陷入税务纠纷。

官僚体系的低效和腐败进一步加剧了营商难度。世界银行《2025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印度排名第 78 位，较 2020 年倒退 13 位。

开设企业、登记财产等办理时间长，存在大量寻租空间。各邦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不一，不同地区营商环境差异显著，增加了企业选址和运营的风险。 

（二）基础设施与效率瓶颈

尽管印度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但电力短缺、交通拥堵等问题依然严重。工厂每年平均因电力短缺停工约 120 小时，港口清关时间为中国的 3 倍，大大增加了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

印度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中国的 1/5，苹果公司数据显示印度产 iPhone 良品率 63%，远低于中国工厂的 99.8%，效率问题使劳动力成本优势大打折扣。 

（三）土地制度与寡头经济

印度 75% 的土地实行私有化，这给外资企业土地获取和项目建设设置了障碍。例如，富士康 2023 年 195 亿美元半导体工厂因土地征收纠纷和电力供应问题，至今未完成首期工程。

印度经济呈 “寡头化”，信实、阿达尼、塔塔等六大集团控制了 25% 的港口产能、45% 的水泥产量和近 60% 的电信用户，寡头经济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抑制了市场竞争。

（四）监管不确定性

2020 年以来，印度政府以 “国家安全” 为由对中国企业实施了限制措施，封禁了超 200 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序，中国企业投资申请核准通过率不到 30%，比亚迪 10 亿美元建厂计划、华为 5G 项目等被搁置。然而，2024 年 6 月，印度政府宣布放宽对中国企业合资投资限制，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风险。 

（一）小米本地化与政策风险博弈

2014 年小米进入印度市场，凭借高性价比产品和深度本地化策略迅速成为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导者。小米在印度建立了 7 家制造工厂，实现了 99% 的本地化生产，并培养了高度本土化的团队。

（二）比亚迪印度调整战略

比亚迪自 2007 年进入印度市场，2023 年计划投资 10 亿美元建厂，却遭到印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以 “安全审查” 为由搁置。最终，比亚迪不得不调整战略布局，转而通过从中国进口汽车的方式进入印度市场。这一事件凸显了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的特殊限制，迫使比亚迪调整策略，改从中国进口汽车进入印度市场。

（一）合规经营策略

中国企业需提高合规预算，建立本土化法务团队，深入研究印度的外资、土地、税务、劳工等法规。印度劳动法规复杂，29 个邦存在差异化工时规定，中央与地方劳动法叠加超 200 部条款。

（二）深度本地化策略

真正的本地化要实现从品牌、管理到供应链的全面本土化。

小米、vivo 等企业的经验表明，高层管理团队本土化至关重要。vivo 印度公司本土高管占比 92%，中方人员仅负责战略协同，这不仅有助于企业融入当地市场，还能降低政治风险。

在供应链方面，企业应构建 “印度循环投资体系”，如三星承诺将印度营收的 90% 再投资获税收减免，而富士康因坚持 “利润回流台湾” 遭土地审批卡壳。

此外，企业还应与印度本土企业深度合作或收购，上汽 MG 与塔塔集团合资成立 “印度汽车研究院”，宁德时代注资 Vedanta 集团旗下矿业公司，绕过外资矿产投资限制，锁定泰米尔纳德邦锂矿 20 年开采权。

（三）民族品牌策略

鉴于印度对 “民族品牌” 的认同和对中国品牌的抵触，中国企业可与印度本地资本合作推出 “印度民族品牌”。

印度 2024 年制造业占比滑落至 12% 以下，为 “中国制造 + 印度品牌” 模式提供了空间。企业可以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在印度完成简单组装和贴标，通过大规模营销活动将合作品牌塑造为 “印度制造业的荣耀”，获得更高利润率。

（四）风险分散策略

中国企业需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在印度境内，谨慎选择投资地点至关重要，如古吉拉特邦 “24 小时电力供应 + 土地征收快捷通道” 吸引了长城汽车 10 亿美元投资，泰米尔纳德邦 “一站式审批” 机制使比亚迪电动巴士项目 3 个月落地，政策稳定性高的邦可降低初期投资风险。

此外，企业还应构建多元化客户结构和供应链体系，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或供应商，加强本地化知识产权布局，降低技术泄露风险。 

印度市场潜力巨大，其 14 亿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势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然而，短期内政策波动和文化冲突难以避免，中国企业出海印度面临着诸多挑战。关键在于树立 “长期主义” 投资理念，通过深度本地化、合规经营和品牌重塑，逐步建立与印度社会的利益共同体。

同时，通过全球布局和风险分散构建应对不确定性的缓冲机制，理解和尊重印度的独特性，真正融入印度市场，成为 “印度生态” 一部分，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开辟新天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出海远民企业案例

 

出海远民专著